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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今天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基本都是这样的：4月28日凌晨4时48分，t195次列车于胶济铁路山东周村至王村间，与5034次客车相撞，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在我们中国，任何的悲剧或者喜剧的发生，它的惟一的意义也不过作了爱扯淡的嘴巴们茶余饭后的谈助。对于撞车事件，其意义自然不会超出这个之外的。果不其然，各界议论蜂起；自然，观点是各异的。这众多的议论我没有全看，照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来推测，则大概是若干人喜慰，若干人叹息，若干人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现在我手头的长江商报的评论员刘敏先生则以为“请记住每一位死难者的名字，至少，这是对撞车事故最好的反思。”
发生了重大事故，按照我们一向的老例，处理程序是尽人皆知的。归纳起来也便是刘先生所说的那几句话“死难者需要哀悼，幸存者需要抚慰，现场需要清理，责任需要调查。”我没有刘先生这样的好文采，只能理解得直白些了：有赔偿，有抚恤，同时一定会有某某负责人要摘掉乌纱帽了——具体到此次撞车事故，也就是“胡锦涛温家宝作重要指示，张德江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济南铁路局长、党委书记免职审查”等等等等。但这些刘先生以为全都不够，以为“我们希望记住死难者的名字，希望他们的名字与生活找到一个有形或无形的所在，可以铭于碑石或刻于人心”而这些“至少”是对事故“最好的反思”云。
我同样也以为相比于死去的鲜活的生命，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善后工作”全都不够。然而能够以“记住名字”为最好的反思，却是一种特别的举措，我以为刘敏先生也未免太过于天真了。黄花岗死难的烈士是“丛葬”的，他们的英雄的名字我们谁也不知，他们的英雄的事迹我们谁都渐渐忘记，最多也不过在历史上留下点点墨迹；何以就能认定将事故中死难者的名字“铭于碑石”就是最好的反思，就此可以盛世太平万事大吉了？或许，倘若真能如刘先生的般建议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但依照我们的老例，要不了几天就一定是淡忘淡忘，甚而至于连成为爱扯淡的嘴巴们茶余饭后的谈助尚且不够资格。不难想象，总有那么一天是一定还会有另外的一个撞车事故发生的。难道以刘先生的意思，这就算得我们的“最好的反思”所收得的成效的么？
事实不难求证。不足百日前的1月23日，同样是在胶济铁路，奔驰的列车直接撞上施工人员，18死亡9人受伤。血淋淋的事实尚自摆在眼前，痛心的场景尚在记忆里徘徊，虽然我无法拿出当时就有“记住名字就是最好的反思”这样的刘敏先生式的观点来做佐证，但这样的反思的无用显然已是不辩自明的事实。而刘敏先生尚自以为记住名字就可以杜绝同类事故杜绝同类惨剧的再度发生，这除了反映了他的天真以外，我不知道究竟还能说明什么问题。
最好的反思是什么，我以为这是个小儿都能回答的问题。这并不是对死难者的哀悼对幸存者的抚慰对现场的清理就能囊括的。对责任的调查或许稍稍地沾了点边，但问题在于调查明了之后的处理方式。某某负责人摘掉乌纱帽实在不过末节中之末节；说白了，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的被免职只是做给外界看的一种姿态罢了。所以私心测度，甚而至于我愿意稍稍地为他们叫下屈——这事故的发生，实在并不关他们太大的责任。在很大的程度他们是控制不了的。这个位置是谁在坐着，这事故发生的概率都差不多，不会因人而异。谁也不能保证新上任的负责人就一定能阻止这悲剧的再度发生。
为我们所有人计，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不知道。因为在这问题上我是外行，我只能发发这些无聊的议论。而这议论也万万没有让那死去的生命活转来的法力。然而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是有着很多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专家的。而这最好的反思，正是他们的任务。我只希望他们不要有着刘敏先生式的“记住名字就是最好的反思”的结论，则就是万幸。倘若说这文字还有什么意义存在的话，我想也只在这时候才能见出的吧？
想来今天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基本都是这样的：4月28日凌晨4时48分，t195次列车于胶济铁路山东周村至王村间，与5034次客车相撞，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在我们中国，任何的悲剧或者喜剧的发生，它的惟一的意义也不过作了爱扯淡的嘴巴们茶余饭后的谈助。对于撞车事件，其意义自然不会超出这个之外的。果不其然，各界议论蜂起；自然，观点是各异的。这众多的议论我没有全看，照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来推测，则大概是若干人喜慰，若干人叹息，若干人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现在我手头的长江商报的评论员刘敏先生则以为“请记住每一位死难者的名字，至少，这是对撞车事故最好的反思。”
发生了重大事故，按照我们一向的老例，处理程序是尽人皆知的。归纳起来也便是刘先生所说的那几句话“死难者需要哀悼，幸存者需要抚慰，现场需要清理，责任需要调查。”我没有刘先生这样的好文采，只能理解得直白些了：有赔偿，有抚恤，同时一定会有某某负责人要摘掉乌纱帽了——具体到此次撞车事故，也就是“胡锦涛温家宝作重要指示，张德江赶赴现场指挥救援，济南铁路局长、党委书记免职审查”等等等等。但这些刘先生以为全都不够，以为“我们希望记住死难者的名字，希望他们的名字与生活找到一个有形或无形的所在，可以铭于碑石或刻于人心”而这些“至少”是对事故“最好的反思”云。
我同样也以为相比于死去的鲜活的生命，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善后工作”全都不够。然而能够以“记住名字”为最好的反思，却是一种特别的举措，我以为刘敏先生也未免太过于天真了。黄花岗死难的烈士是“丛葬”的，他们的英雄的名字我们谁也不知，他们的英雄的事迹我们谁都渐渐忘记，最多也不过在历史上留下点点墨迹；何以就能认定将事故中死难者的名字“铭于碑石”就是最好的反思，就此可以盛世太平万事大吉了？或许，倘若真能如刘先生的般建议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但依照我们的老例，要不了几天就一定是淡忘淡忘，甚而至于连成为爱扯淡的嘴巴们茶余饭后的谈助尚且不够资格。不难想象，总有那么一天是一定还会有另外的一个撞车事故发生的。难道以刘先生的意思，这就算得我们的“最好的反思”所收得的成效的么？
事实不难求证。不足百日前的1月23日，同样是在胶济铁路，奔驰的列车直接撞上施工人员，18死亡9人受伤。血淋淋的事实尚自摆在眼前，痛心的场景尚在记忆里徘徊，虽然我无法拿出当时就有“记住名字就是最好的反思”这样的刘敏先生式的观点来做佐证，但这样的反思的无用显然已是不辩自明的事实。而刘敏先生尚自以为记住名字就可以杜绝同类事故杜绝同类惨剧的再度发生，这除了反映了他的天真以外，我不知道究竟还能说明什么问题。
最好的反思是什么，我以为这是个小儿都能回答的问题。这并不是对死难者的哀悼对幸存者的抚慰对现场的清理就能囊括的。对责任的调查或许稍稍地沾了点边，但问题在于调查明了之后的处理方式。某某负责人摘掉乌纱帽实在不过末节中之末节；说白了，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的被免职只是做给外界看的一种姿态罢了。所以私心测度，甚而至于我愿意稍稍地为他们叫下屈——这事故的发生，实在并不关他们太大的责任。在很大的程度他们是控制不了的。这个位置是谁在坐着，这事故发生的概率都差不多，不会因人而异。谁也不能保证新上任的负责人就一定能阻止这悲剧的再度发生。
为我们所有人计，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不知道。因为在这问题上我是外行，我只能发发这些无聊的议论。而这议论也万万没有让那死去的生命活转来的法力。然而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是有着很多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专家的。而这最好的反思，正是他们的任务。我只希望他们不要有着刘敏先生式的“记住名字就是最好的反思”的结论，则就是万幸。倘若说这文字还有什么意义存在的话，我想也只在这时候才能见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