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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摘抄于《》
中文版自序
这本著作源自我的博士论文，在经过修订之后，于二零零七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所以它呈现的是我在学术界初出茅庐阶段的研究成果，反映的是我最初决定投身历史学领域时期的研究旨趣。
……
虽然直到我申请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湖南。但在此之前，我的家族早已经与这一省份产生联系……在我出生前几年，他便已经去世，所以我没有机会当面问他当年的经历。所幸我还能看到他拍摄的照片，阅读他写的家书，因而，我也能对他的生活感同身受。
伫立在街边，看长沙车水马龙，我想到了伯祖：八十年前，他像我一样风华正茂，站在相似的地方，望见一片旌旗招展，那是人们在庆祝袁世凯登基的典礼。他的家书丰富和加深了我的个人体验，促使我第一次真正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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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对这一省份的莫大兴趣，我无法不注意到，如此多的湖南名人在晚清和明初年的动荡岁月里，在改良和革命的道路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所接触的主流中国史作品，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北京，以及沿海对外中心——如上海和广州。与此相反的是，湖南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必然从北京和沿海地区引入“现代”精神而加以启蒙内陆省份。我深知那只是一叶障目，于我而言，似乎可以写就一段完全不同的关于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那便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而非无关痛痒者。
事实上，先后诞生曾国藩和毛泽东的省份，似乎完全有理由来尝试以一个新的方式讲述古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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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
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事迹从未被当作整体来看待。个别历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顺带指出，太平天国之乱（说不定是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冲突）的平定，乃是由湘军领导完成。或者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造中国，推动了三个月的“百日维新”，但其实在那之前三年，湖南就已实施类似改革。百日维新失败，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谭嗣同，就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创始领袖。或会提到二十世纪第一场反清大叛乱的诸领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指出领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湖南籍成员居各省之冠，湖南人黄兴作为领导者参与这场革命的程度，远比事后得到大部分功劳的孙中山高。更近一点看，中国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但不论是这些说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例子，还是其他例子，都是零落、孤立地出现，缺乏连贯性，几乎只是徒然引人惊讶，而无法真正的解释。对此现象，历来的解释就只是含糊提及湖南人的神秘“精神”，有人推测那精神源自湖南…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里，都可以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们仍把湖南视为保守落后的地方。湖南给人的传统印象，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是粗野之地，湖南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份却出了这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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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摘抄于《》
中文版自序
这本著作源自我的博士论文，在经过修订之后，于二零零七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所以它呈现的是我在学术界初出茅庐阶段的研究成果，反映的是我最初决定投身历史学领域时期的研究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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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直到我申请耶鲁大学雅礼协会项目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湖南。但在此之前，我的家族早已经与这一省份产生联系……在我出生前几年，他便已经去世，所以我没有机会当面问他当年的经历。所幸我还能看到他拍摄的照片，阅读他写的家书，因而，我也能对他的生活感同身受。
伫立在街边，看长沙车水马龙，我想到了伯祖：八十年前，他像我一样风华正茂，站在相似的地方，望见一片旌旗招展，那是人们在庆祝袁世凯登基的典礼。他的家书丰富和加深了我的个人体验，促使我第一次真正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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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对这一省份的莫大兴趣，我无法不注意到，如此多的湖南名人在晚清和明初年的动荡岁月里，在改良和革命的道路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所接触的主流中国史作品，几乎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北京，以及沿海对外中心——如上海和广州。与此相反的是，湖南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必然从北京和沿海地区引入“现代”精神而加以启蒙内陆省份。我深知那只是一叶障目，于我而言，似乎可以写就一段完全不同的关于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那便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而非无关痛痒者。
事实上，先后诞生曾国藩和毛泽东的省份，似乎完全有理由来尝试以一个新的方式讲述古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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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
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事迹从未被当作整体来看待。个别历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顺带指出，太平天国之乱（说不定是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冲突）的平定，乃是由湘军领导完成。或者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造中国，推动了三个月的“百日维新”，但其实在那之前三年，湖南就已实施类似改革。百日维新失败，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谭嗣同，就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创始领袖。或会提到二十世纪第一场反清大叛乱的诸领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指出领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湖南籍成员居各省之冠，湖南人黄兴作为领导者参与这场革命的程度，远比事后得到大部分功劳的孙中山高。更近一点看，中国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但不论是这些说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例子，还是其他例子，都是零落、孤立地出现，缺乏连贯性，几乎只是徒然引人惊讶，而无法真正的解释。对此现象，历来的解释就只是含糊提及湖南人的神秘“精神”，有人推测那精神源自湖南…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里，都可以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们仍把湖南视为保守落后的地方。湖南给人的传统印象，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是粗野之地，湖南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份却出了这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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