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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企盼：一个不太大的地产，
内有花园，宅旁有一眼活泛的泉，
外加一个小树林……（）①
我不能再说：“诸神给了我更多更好的。”（）②但没关系，我无须再多的了。我甚至不要所有权，只要逍遥自在就足够了。我早就说过，并且深有体会，即使暂且不谈丈夫和情人的区别，所有者和占有者也大相径庭。
我一生中的短暂幸福便从这儿开始了。使我有权说我未曾虚度此生的那平静而飞逝的时刻光临了这里。宝贵而又令人极为留恋的时光啊！啊！但愿您能倒流，请您尽可能地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地流淌，尽管您实际上在飞快地流逝。我怎么才能随意地延长这极其动人、极其单纯的一段回忆，以便总是重复同样的事情而又不让读者和我自己因反复地唠叨而厌烦呢？再有，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行动、言谈的话，我是可以描述，并以某种方式复述的，但是，那些既没说过，也没做过，甚至都没想过，只是品味过、感觉过的事，我除了这份感觉而外也无法说出我幸福的所以然来的事，我又怎么去说呢？我日出即起，幸福快乐；我散步溜达，幸福快乐；我看见妈妈，幸福快乐；我离开她，幸福快乐；我在树林山丘闲荡，在山谷中游逛，我读书，我无所事事，我在园子里劳作，我采摘果子，我帮忙家务。幸福到处在尾随着我：它不存在于任何明确的事物之中，它就在我的心中，一刻也不离开我。
在这段幸福时日里我所发生的一切，在这段时期我所做、所说、所思的一切，全都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在这之前或之后的事只是间断地浮现在脑子里，记忆不清不楚、模模糊糊。但是那段时间的事却记得完完全全，仿佛历历在目。年轻时，我的想象力总是超前的，现在却只能回首往事，以那些甜美的回忆来补偿我永远失却的希望。我再也看不到未来有什么可以引诱我的了，只有缅怀往事才能给我以欢悦，而且，对我所谈到的那个时期的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的回忆使得我尽管多有不幸，却常常快快活活。
就这些回忆，我将只举一个例子，可以让人看到它们是多么强烈，多么真实。第一次去沙尔麦特过夜的那一天，妈妈坐轿我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上坡道。妈妈身体较重，担心轿夫们太累，走到将近一半时，她想下轿步行。走着走着，她看见篱笆里有蓝的东西，便对我说：“那是长春花，还开着哩。”我没有弯下身子去察看，而且视力又太弱，直着身子是分不清地上的植物的。我只是边走边朝那东西瞟了一眼，而且，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再没见过，或者留意过长春花。一七六四年，我同友人佩鲁在克莱希埃的时候，我们爬上一座小山，顶上有一个漂亮的小亭，佩鲁不无道理地称之为“美景亭”。当时，我开始采集一点植物标本。上山时，我朝树丛中看着，突然高兴地喊了起来：“啊！长春花！”那确实是长春花。佩鲁瞧出我很激动，但不知就里。我希望他有一天读到这里时能知道原因何在。通过我对这么一个极小的事的印象，读者可以看出与那个时期有关的所有一切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然而，乡间的空气并未使我健康如初。我原来就浑身乏力，现在更厉害了。我喝不了牛奶，只好不喝了。当时流行水治百病，所以我便开始喝水，大量地喝，以致病没治好，差点把命搭上。每天早上，我一起床，便拿着一只大杯子到泉边去，一边散步，一边不停地喝，足足喝上两瓶。我吃饭已完全不喝酒了。我喝的水像大部分山中的水一样，有点硬，不易消化。总之，喝得太多，不到两个月，一直很好的胃全给弄坏了。我知道，胃吃什么也消化不了了，别指望治好了。与此同时，我又出了点事，不论其本身还是它对我一生的恶劣影响，都是很奇特的。
一天早上，身体并没比往日差，在支起一张小桌子的时候，我觉得体内产生一种突然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震动，好比是血液里起了一股风暴，立刻遍及全身。动脉跳动得异常激烈，我不仅感觉，甚至听到它的跳动声，特别是颈动脉的跳动。同时，耳朵里也响得厉害，有三种或者可以说是四种声音：粗而沉的声音，像流水似的较清晰的潺潺声，很尖的哨声和我刚才说的、不用按脉也无须手触身体便能数出次数的跳动声。耳朵里的声响那么厉害，使我失去了以前那种敏锐的听觉，使我虽未成为聋子，但自此之后便重听了。
大家可以想见我是多么吃惊，多么恐慌。我以为要死了，便躺到床上去。医生请来了。我哆嗦着向他叙述病症，认为自己是没救了。我认为他也是这么看的，但他尽了自己的职责。他向我讲了一大套，我一点儿也没听懂。然后，他按照他的高明理论，开始在我那“贱体”上进行他所喜欢的那种试验疗法。那疗法极其难受，极其恶心，而且效果极差，所以我很快便厌烦了。几个星期之后，我看到既不见好也不见坏，便下床了，恢复了日常生活，不去管动脉的跳动和耳鸣了。从那以后，也就是说三十年来，这毛病一分钟也没好过。
在这之前，我是个很能睡的人。出现所有这些症状之后，我至今一直严重失眠。当时我就想，我已去日无多了。这反倒使我有一段时间不再去操心治病的事了。既然活不了多久了，我便决心尽可能充分利用我剩下的一点点时间。多亏了大自然的特别恩宠，使我在这么悲惨的状况之下，得以免除似乎本该遭受的痛苦。我虽受到嗡嗡声的干扰，但并未感觉难受：除了夜晚失眠和总是气短而外，并未给日常生活带来其他任何不便，而且气短也未发展成气喘，只是在我想跑步或活动稍微激烈点时才有所感觉。
这个病本该摧毁我身体的，却只是扑灭了我的激情，为此，我每天都因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良好效果而感谢上苍。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只是在把自己看作一个死人时才开始活着的。我对我要抛开的东西给予了真正的重视，开始关心更加崇高的事情，仿佛要提前完成应该很快完成而一直疏忽至今的事一样。我常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宗教，却从未完全抛开宗教。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对我并没费什么事，而这个题目对那么多人是极其悲伤的，但对以此作为一种慰藉和希望目标的人来说则是极其亲切的。在这个问题上，妈妈对我来说比所有的神学家都更为有用。
她对所有的事都有一整套看法，所以对宗教也不例外。这套看法包括一些很散乱的观念，有的很健康，有的则很荒唐：还包括一些与她的性格有关的见解以及源自其教育的偏见。一般来说，善男信女们总是把上帝看作同自己一样：好人把上帝看成是善良的，恶人视上帝为凶恶的：愤懑易怒的信徒看见的只是地狱，因为他们想把所有的人打下地狱，仁爱温情的人则不怎么相信有地狱。有一件事令我惊诧不已，善良的费讷隆在他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中谈论地狱时，仿佛他真的认为它存在似的。但我可希望他当时是在撒谎，因为不管你是多么诚实，在你当了主教的时候，你有时也不得不撒谎。妈妈对我不撒谎，她那颗无怨的心灵不可能把上帝想象成为凶神恶煞，信徒们看到的是正义与惩罚，而她看到的则只是宽容与仁慈。她经常说，上帝如要求我们行为端正，那它就无正义可言了，因为它并没有给过我们这么做的条件，所以那就等于是强人所难了。奇怪的是，她不相信有地狱，但相信有炼狱。这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置恶人的灵魂，既不能把它们打下地狱，又不能在它们脱胎换骨之前把它们与好人放在一起。应该承认，不管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恶人的确总是十分难办的。
还有一件怪事。大家看到原罪与赎罪的整个理论被这套看法推翻了，普遍的基督教基础被动摇了，而且至少天主教是不能存在了。可是，妈妈却是个好的天主教徒，或者她自称是的，而且她这么自诩肯定是诚心诚意的。她认为人们对《圣经》的解释过分刻板，过分生硬。人们在其中读到的所有一切永恒的苦难在她看来都是吓唬人的，或者是假想的。她认为耶稣基督之死是真正的上帝怜爱的榜样，以教诲人们去爱上帝和彼此相爱。总之，她是忠于她所信奉的宗教的，她真诚地接受教会的全部信条，但是，要是逐条讨论的话，尽管她始终服从于教会，她却与它看法大相径庭。
在这一点上，她有着一种淳朴的心，一种比无端指责更为雄辩的坦诚，常常使她的忏悔师都感到难堪，因为她什么都不对他隐瞒。她对他说：“我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想永远如此，我以全部心灵的力量接受圣母教会的决定。我不能把握自己的信仰，但能把握自己的意志。我毫无保留地使我的意志服从于教会，而且愿意相信一切。您还要我怎样？”
我认为，即使根本没有基督教的道德，她也会尊奉它的，因为它很符合她的性格。她在做一切命令做的事，但即使没命令做的她也照样会去做。凡是无足轻重的事，她都喜欢服从。如果没有允许甚至命令她开斋，她是会自觉自愿地守斋的，根本用不着去监督她。整个这种道德是从属于塔维尔先生的准则的，或者说她认为其中并没有任何抵触的地方。她每天可以同二十个男人睡觉而仍然心安理得，除了情欲而外，不感到寡廉鲜耻。我知道，有很多的虔诚女子在这一点上并非更加有所顾忌，但不同的是，她们是被她们的情欲所诱惑，而她却仅仅是被其诡辩哲学所蒙骗。在最感人的谈话中，我敢说是最有教益的谈话中，她在谈到这一点时，面不改色心不跳，并没感到自相矛盾。如果因事中断谈话，她随后照样会同以前一样平静地接下去谈，因为她打心眼儿里相信，这一切只不过是社会管理的一条准则，每个有理智的人都可以根据情况去理解、执行或摒弃，而绝不致冒犯上帝的。尽管在这一点上我肯定与她看法不同，但老实说，我并不敢驳斥她，因为我羞于扮演为此而必须扮演的不高雅的角色。我倒是很想为他人确立规范，而尽量把自己排除在外。但是，我知道，她的气质使她不致过于滥用自己的原则，而且她也并不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女人，如果我要求把自己排除在外，那就是让她把她喜欢的所有的人都当作例外。再说，我在这里只是在谈到她的其他不一致时才提到这种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它对她的行为并没太大影响，而且在当时一点儿影响也没有。但是，我答应过要如实地阐述她的原则，所以我要遵守诺言。现在我再来谈我自己。
我从她身上找到了我为了使灵魂摆脱死亡的恐惧及其后果所需要的所有准则，于是便安详地在这信任的源泉中去汲取。我比从前更加紧紧地依恋着她，我真想把我感到行将别我而去的生命完全支付与她。从这种对她的加倍爱恋中，从我将不久于人世的认定中，从我对未来命运的处之泰然中，产生出一种十分平静甚至十分快活的经常性状态，缓和了使我们陷入极大恐惧和希冀的所有激情，让我无忧无虑、安安生生地享受我那来日无多的时光。有件事有助于使这时光更加甜美，那就是我在尽一切可能想法开心解闷，以培养她对乡间生活的情趣。我在让她爱上她的园子、家禽、鸽子、奶牛的同时，自己也喜欢上这一切了，而这一切琐事占去了我整天的时间，但并未弄得我不得安宁，它们比牛奶和所有药物都更有效地维护我那可怜的机体，甚而使之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健康。
收葡萄、摘水果使我们快活地度过了那年剩下的时日，使我们在周围的好心人中间，对乡村生活日益依恋了。我们十分遗憾地看到冬季的来临，好像被流放似的将回到城里去。特别是我，因为怀疑自己能否见到春天的到来，以为是永远告别了沙尔麦特了。我离开时，亲吻着大地和树木，走远了还一再地回首眺望。我和我的女学生们分开已有很久，而且我已失去对城市娱乐和交往的兴趣，所以便闭门不出，除了妈妈和萨洛蒙先生而外，再没见过任何人。萨洛蒙先生不久前成了妈妈和我的医生，他是一位正直而有才华的人，有名的笛卡儿派，对宇宙体系有独到的见解，听他有趣而又有益的谈话，对我来说，胜过他开的药方。我从来就无法忍受那些愚蠢而幼稚的泛泛谈话，但有益而内容丰富的谈话总是让我心花怒放，我从不拒绝作这样的交谈。我对萨洛蒙先生的谈话感到极大的兴趣，我觉得我同他一起在提前获取我那本会摆脱羁绊的心灵行将获取的高深知识。我对他抱有的这种兴趣扩展到他所谈的所有主题，并开始寻觅书籍，以便帮助我最大限度地理解它们。把虔诚融于科学的那些书籍对我最合适了，特别是奥拉托利会（）①和波尔-洛雅勒修道院（）②的书籍。我开始读它们了，或者说是在啃书了。我碰巧弄到了一本拉密神甫的书，书名叫《科学杂谈》。这是介绍科学论著的一种入门读物。我反复地读了上百遍，决心以它为我的科学指南。最后，尽管我健康不佳，或者说是正因为健康不佳，我感到自己逐渐地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拉向研究道上，而且，虽然我把每天都看作我的末日，我仍热情不减，仿佛应永远活下去似的在研究着。人家说这对我身体不利，可我却认为这对我挺好，不仅对我的心灵，而且对我的身体都有好处，因为这样孜孜不倦地读书成了我的一种极大乐趣，使我不再去想我的病痛，也因此而大大减轻了我的痛苦。诚然，的确什么也无法真正减轻我的痛苦，但是，因为没有剧烈的疼痛，我便习惯了虚弱无力，习惯了失眠，习惯了去思考而非去活动，最后，也就习惯了把我机体逐渐缓慢的衰竭看作不可避免的过程，只有到死才会终止。
这种想法不仅使我摆脱了对生活的所有无谓的牵挂，而且使我免除了一直强迫服用药物的厌烦。萨洛蒙知道他的药救不了我，便饶了我，不让我再喝苦药了，只是开一些既让病人怀有希望又可维护医生信誉的无关痛痒的药来安慰可怜的妈妈。我不再严格节食了，又喝起酒来，而且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恢复了健康人的生活习惯。我对任何事情都挺节制，但什么都不禁忌。我甚至外出了，又开始去看望熟人，特别是我很喜欢交往的孔济埃先生。总之，也许是我感到生命终结是件美事，也许我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线活下去的希望，等待死亡并没有减少我对研究的兴趣，反而好像更加激发它，我急切地为去另一个世界而积累点滴知识，仿佛我认为能带走的只有这点知识。我喜欢上了一些文人常去的布沙尔书店。由于我曾以为过不了的春天临近，我便买了几本书，以便万一侥幸能回沙尔麦特的话，带回去。
我得到了这个幸福，因此便尽情地享受它。当我看见蓓蕾初开时，我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对我来说，重见春天就像是在天国复活一般。雪刚开始消融，我们便离开了我们的“牢房”，很早便去了沙尔麦特，好听夜莺的头几声鸣唱。从这时起，我便相信自己死不了了，而且说来也真怪，我在乡间从未得过大病。我在乡下感到过难受不适，但从未卧床不起。在我感觉比平时难受时，我常常说：“当你们见我不行了，就把我抬到一棵橡树下面去，我保证死不了的。”
尽管身体虚弱，但我还是恢复了乡间活动，不过是量力而行的。不能独自侍弄园子，我着实挺难受。但是，挥几下锄，我便气喘吁吁，汗流如注，干不动了。我一弯腰，便心跳加快，血便凶猛地往脑袋上涌，必须赶紧直起身来。我只能干点不太费力的活，所以主要是照管鸽子，而且兴趣极大，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一刻也不觉得厌烦。鸽子胆子极小，很难驯化，但我却终于使我的那群鸽子对我非常信任，到处跟着我，我想抓便能抓到。我每次一到园子里去，胳膊上，脑袋上，总要飞来两三只。末了，尽管我很喜欢它们，但它们老这么跟着却不是个事儿，所以只好不让它们再跟我这么亲近了。我素来就特别喜欢喂养动物，特别是那些胆小而野性的。我觉得能让它们信任是挺有意思的事，我从未欺骗过它们。我想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喜欢我。
前面说了，我带了几本书来。我读起书来，但读起来不是在受益，而是在玩命。我对事物的错误想法使我深信，要有效地读一本书的话，就必须具有书中涉及的所有知识，根本就没想到作者本人常常也没这些知识，他们是需要时，从别的书籍里现趸现卖的。有了这种荒唐想法，我便看看停停，不得不老是从一本书翻到另一本书，有时候，我想研究的那本书还没看到十页，我却把书架翻了个遍。我死抱着这种荒唐办法，浪费了无数的时间，把脑子都差点儿给搞糊涂了，到了再也无法读什么和弄通什么的程度了。幸好，我发现自己走上歧路，要钻进巨大的迷宫了，在没有完全迷失之前，便走了出来。
人们只要是真正喜欢做学问，投身其中时所感觉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各种学问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它们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互相阐明，谁也离不开谁。尽管人的脑子不能掌握所有的学问，必须从中选择一门主要的，但是，如果对其他学问没有一点概念的话，即使在自己所研究的那门学问中，也常常是茫茫然的。我感到我所做的本身是好的、有用的，只要把方法改变一下就行。我首先看《百科知识》（）①，分门别类地加以研读。我发现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我把它们分别开来，一个个研究，直到使它们汇集到一个点上。这样，我又回到通常的综合法上来，但这时，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在这一点上，我的深思熟虑弥补了我知识上的欠缺，而一种很自然的思考帮我指明了方向。不管我还要活或者是就要死，反正我是没时间可浪费的了。活到二十五岁还一无所知，并且想着掌握一切，那就必须决心充分利用时光。我不知道命运或死神什么时候打断我的勤奋好学，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对一切事物有一些概念，既是为了测试我的天赋，也是为了亲自判断究竟什么最值得研究。
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另一个原先未曾想到的好处，那就是充分地利用了时间，我肯定不是天生就是做学问的人，因为太用功我就累得不行，无法连续半小时考虑同一个问题，特别是在顺着别人的思路时。有时候，顺着自己的思路，我反倒能思考得更久，甚至还挺有成果。当我在读必须认真阅读的某个作者的著作时，没读上几页，就走神了，脑子也迷迷糊糊的了。假如继续读下去，反而累得筋疲力尽，一无所获，头晕目眩，什么也看不明白了。但是，即使连续不断地研究不同的问题，我也无须间歇，能够轻松地思考下去，因为一个问题可以消除另一个问题所带来的疲劳。我把这一发现用在了自己的学习计划上，交替地研究着各种问题，以致整天在研究却从未觉得累。的确，田园和家务活是有益的消遣，但是，由于我学习的积极性在增长，我很快便找到挤出时间学习的办法，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没考虑哪一件会做得不好。
在这么多使我陶醉而使读者常常觉得厌烦的琐碎小事中，我还留了一手，如果我无意向读者道出，那他们是猜想不到的。譬如，我现在非常快活地回想起，为了既轻松愉快又尽可能充分得益，我在时间的分配上做了种种尝试。可以说，在我隐居的那段日子里，尽管总是病歪歪的，却是我一生中最不闲散无聊、最不厌倦烦闷的时期。在转瞬即逝的两三个月里，我既是在摸索自己的思绪轨迹，又是在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里，在一处这季节使之生机勃勃的地方，享受着我深感宝贵的人生乐趣，享受着既无拘无束又温馨甜蜜的伴侣的乐趣——如果能对如此美满的结合称之为伴侣的话——享受着我一心想着获取的美好知识的乐趣，因为对我来说，仿佛是我已经拥有了这些知识，或者说是有胜于此，既然学习的乐趣在我的幸福中占有很大比重。
这些尝试是不值一提的，但它们对我来说全都是一种享受，只是太普通了，没什么好说的。再说，真正的幸福是描写不出来的，只能去体会，而且越是体会得深就越是描写不出，因为它不出于一些事实的总汇，而是一种永久的状态。我常这么说，而且如果这同样的事浮现在脑海里时，我还要千遍万遍地更加去这么说。当我那经常变化的生活最终有了一个不变的规律时，我的时间大致就像下面那样分配了。
我每天早上日出前起床，从邻近的一个果园，在葡萄园上方的一条很美丽的小道上，沿着山坡一直往上走到尚贝里。一路上，我一边散步，一边默祷，并不是嘴巴随便地嘟囔几句，而是心诚意笃地向往着创造出我眼前这片美丽可爱的大自然的造物主。我从来就不喜欢在室内祈祷，我觉得墙壁和人造物件把上帝和我隔开了。我在其创造物中瞻仰他，而我的心则向他飞去。我可以说我的祈祷是纯真的，因此上帝应该遂我心愿。我只是为我自己和我永远为之祝福的女人祈求一种无辜的、平静的生活，没有邪恶，没有痛苦，没有生活所迫，祈求虽死犹荣，并在未来命如正直的人。另外，这种行动更多的是赞美和瞻仰，而不是祈求，而且，我知道，在福祉的施与者面前，获得我们所必需的真正幸福的最好办法不是祈求，而是在于受之无愧。返回时，我常常兜个大圈子溜达着回来，饶有兴味、贪婪不辍地饱览周围的田间作物，那是我的眼睛和心灵永不感到厌烦的唯一的东西。我老远望去，看看妈妈起床了没有。看到她的外板窗已经打开，我便高兴得发颤，跑步归去。如果外板窗没有打开，我便走进园子去等着她醒来，一面复习头一天学到的东西以自娱，或者侍弄一下园子。外板窗打开了，我便跑到她床前去拥抱她，那时她还似醒非醒，而这种拥抱既纯洁又温情，就在其天真无邪中，有着一种从不与肉欲有关的魅力。
我们早餐一般是喝点咖啡奶。这是我俩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我们最无拘无束地闲聊着。这种闲谈通常很久，使我对早餐产生一种强烈的兴趣，因此，我非常喜欢英国和瑞士的习惯，早餐是正儿八经的一顿饭，大家都坐在一起，而不喜欢法国的习惯，各自在自己的卧室用早餐，而且经常是根本不吃早餐。闲谈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便去看书，一直看到吃午饭。我开始看的是哲学书籍，诸如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出的《逻辑学》、洛克的评论，以及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笛卡儿等的书籍。我很快便发现，这些作者的著作几乎总是互相矛盾，我妄想着将他们的学说统一起来，这可把我累苦了，而且浪费了我许多时间。我弄得头昏脑涨，一无所获。最后，我还是丢开了这个办法，换了一种好得不能再好的方法，尽管我能力很差，但我能取得进步，功劳全在于它，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我很少有做学问的能力。我在读一个作者的著作时，便自行规定，接受和遵从其全部思想，不掺杂自己或他人的观点，也从不与之争论。我寻思：“先在我脑子里存下一些观点，不管它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要明确就行，等到脑子里装得差不多了，再进行比较和选择。”我知道，这个方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它使我成功地获取了知识。有几年工夫，我一直是完全照着别人那样去想的，可以说不加思考，而且几乎是不去推理。但这之后，我便有了相当深厚的知识基础，可以独立思考而无须求教他人。这样，当我因旅行和办事而无法看书的时候，我便饶有兴味地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加以复习和比较，用理智的天平去衡量每一件事，有时也对自己的老师们进行评判。尽管我很晚才开始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但我并没觉得它已失去了敏锐性。当我发表自己的见解时，人们并没指责我是一个盲目的门徒，只会人云亦云。
此后，我又学了初级几何。因为我一心想要克服自己记忆力差的毛病，老是翻来覆去地不断从头学起，所以始终长进不大。我不欣赏欧几米德的几何学，他偏重一连串的证明而不是概念联系。我更喜欢拉密神甫的几何学，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我所喜爱的作者之一了，我重读他的著作时仍旧兴趣不减。然后，我学起代数来，仍旧是以拉密神甫的著作为指导。当我学得深一些的时候，我便学习雷诺神甫的《计算学》，然后，还随手翻翻他的《题解》。我的水平一直不高，不知如何把代数用到几何学上去。我根本不喜欢这种看不到目的的运算方法，我觉得用方程式来解几何题，犹如用手摇风琴演奏乐曲。我头一次通过计算发现二项式的平方等于二项式数字的各个平方加上两数的乘积的二倍。尽管我的计算很正确，但我仍不愿相信，直到我作出图形为止。我并不是因为认为代数只求不名数而对它没多大兴趣的，而是因为我想根据图形看出运用在面积上的计算，否则我就搞不明白了。
此后，我学起拉丁文来。这是我最困难的课程，从未有过多大的进步。我先运用的是波尔-洛雅勒的拉丁文入门，但毫不见效。那些怪僻的诗句让我讨厌至极，怎么也不能入耳。那一大堆规则把我搞得糊里糊涂，使我学了后面忘了前面。研究文字学对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而我正是想增强记忆力才这么干的。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我对句型比较明白了，借助字典，可以读简易读物。我就照这么做下去，感觉挺好。我致力于翻译，不是笔译，而是心译，也仅此而已。由于长期的练习，我终于较顺畅地读拉丁文著作了，但始终不能用这种语言说或写。当我不知怎么搞的卷进文人堆中时，这常常弄得我很狼狈。这种学习方法造成的另一个缺陷是，我始终不懂拉丁文的韵律学，更不懂其诗词格律。但是，我想品味这种语言在诗句和散文上的韵味，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想弄通它，但我深信，无师自通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学过作所有诗体中最容易的那种六音节诗，便极有耐心地把几乎全部维吉尔的作品都给标出格律，注上音节和音长。然后，当我对某个音节的长短分不清时，便去查维吉尔的著作。大家可以看到，由于诗词格律中允许有一些特殊，所以这使我常常错误百出。诚然，自学有它的长处，但也有一些很大的缺点，特别是非常费劲。对此，我比任何人体会都深。
我中午前放下书本，如果午饭尚未准备好，我便去看望我的朋友——鸽子们，或者去侍弄一下园子，等着开饭。
一听见喊我，我便极其高兴，食欲旺盛地跑去。这也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因为不论我病得如何，食欲却从未差过。我们非常愉快地边吃边聊我们的事，以便妈妈能吃点东西。每星期有两三次，当天气晴和时，我们去宅后的一个凉亭里喝咖啡。凉亭周围草木茂盛，我种了一些忽布，天热时，来此乘凉特别舒服。我们在那儿待上大约一个小时，欣赏我们的蔬菜、花木，谈谈我们的生活情况，越谈越觉得生活的甜美。我在园子尽头还有一个小家庭：蜜蜂。我不会忘了去看望它们，妈妈也经常陪我一起去。我很喜欢看蜜蜂们忙忙碌碌，看着它们采蜜归来时，腿上沾得满满的，几乎飞不动了，我觉得开心极了。头几天，出于好奇，不小心，挨蜇了两三回，后来，我们彼此很熟了，即使靠得再近，它们也不蜇我了，尽管蜂房里蜜蜂多得必须分群，弄得我有时手上脸上都沾满蜂蜜，但从没有一只蜜蜂来蜇我。所有的动物都提防着人，而且这样是对的，但是，当它们一旦相信你不会伤害它们时，它们对你就非常信赖，只有野蛮成性的人才会欺骗它们。
下午，我继续看书，但不能说是在工作或学习，只能称作休息和娱乐。午饭后，我从来就没能习惯闭门读书，而且，一般来说，白天天热时，干什么我都觉得累，但我无拘无束地，几乎是毫无一定之规地随便看点书。我最认真读的是历史和地理，由于它们无须集中精力，所以凭着我那点记忆力却记住不少。我想研究佩托神甫的著作，因而陷入纪年学的迷宫中去。我讨厌深不见底、远不着边的批判部分，而偏爱准确的计时和天体的运行。如果我有仪器的话，我甚至会对天文学产生兴趣的，但是我只能满足于从一些书本中得到的一些知识以及只是为了了解天空的一般情况而用望远镜进行的一些粗浅的观察，因为我的近视眼使我无法用肉眼较清楚地辨别星星。谈到这一问题，我记起一桩使我一想起来就好笑的事。我买了一幅平面天体图，以便研究星座。我把它放进一个框架里，天朗气清的夜晚，我到园子里去，把框架置于四根同我一般高的木桩上。天体图是冲下的；为了照亮它而又不让风把蜡烛吹灭，我便把它放在四根木桩中间的一只着地的桶上。然后，我交替地用眼睛看图和用望远镜看天，练习识别星星和星座。我想我已经说过，诺厄莱先生的花园是在高台上的，从路上可以看见在那上面干的所有一切。一天晚上，很晚才收工回来的几个农民，看见我正用一大堆装备在聚精会神地观察。他们并不知道照在天体图上的是烛光，因为被桶边给挡住了，再加上那四根木桩，那画满图形的一张大纸，那只框架，那移来动去的望远镜，使他们觉得我在施魔法，可把他们给吓坏了。我的那身打扮也让他们惊魂难定：我头上的便帽上又套了一顶帽檐下垂的帽子，身上穿着妈妈非要我穿上的她的一件齐腰短棉睡衣。他们见了确实认为我是个真正的巫师，而且又时近午夜，他们毫不怀疑这是巫魔夜会（）①的开始。他们不敢再看，仓皇地逃走，赶快叫醒众乡邻，把所见到的事向大家叙述一遍，这事便不胫而走。第二天，附近的人全都知道巫魔会议在诺厄莱家举行了。要不是目睹我施魔法的农民中有人当天便去向来看我们的两位耶稣会士抱怨的话，还不知道最后要闹成什么样子呢。两位耶稣会士也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好言安慰了他们一番。他俩把这事告诉了我们，我便把事由说了一遍，大家不禁哈哈大笑。不过，我害怕旧事重演，便决定今后观天时不再点蜡烛，回屋查阅天体图。我相信，凡是读过《山中来信》中那段威尼斯幻术的人，会以为我早就具有当巫师的巨大天赋了。
这就是没有任何田间劳作时，我在沙尔麦特的生活。我总是很喜欢田间劳动，只要是力所能及，我就像个农民似的在干活，但是，我身体极其虚弱，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说，我想同时干两种工作，因而哪一样也干不好。我认为强记就能记住，便拼命地去背很多东西，为此，我总是随身带着几本书，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去边干活边研究和复习。我不知道这些无谓的、不间断的顽强努力怎么最后竟没把我弄成傻子。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学习维吉尔的田园诗，可一句也没记住。我因习惯于到处随身带着书，不论是去鸽舍、园子，还是去果园、葡萄园，所以书不是丢了，便是弄破了。一干别的活儿，我便把书放在一棵树下，或者篱笆上，到处都有我忘了拿的书，而且，经常是半个月之后，我又发现了它，已经是霉烂不堪，或是被蚂蚁或蜗牛咬烂了。这种学习热情变成了一种怪癖，使我像傻子似的，一边干活还一边嘴里不停地嘟哝点什么。
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和奥拉托利会的著作是我最常读的，这使我成了半个冉森派信徒了，尽管我非常自信，但是他们那严酷的神学有时还是让我惊恐。我此前不以为然的地狱的恐怖也渐渐弄得我心神不定了，要不是妈妈在安慰我的心灵，那可怕的学说最后一定会让我完全不得安宁。我的忏悔师也是她的忏悔师，他也在尽力地安抚我。他就是埃迈神甫，一位耶稣会士，敦厚睿智的老者，一想起他来我总是肃然起敬。他尽管是个耶稣会士，但童心未泯，而他的道德观不是宽容而是温情，这正是我为了减轻对冉森教派的阴森印象所必需的。这位善良老人及其同伴科皮埃神甫常来沙尔麦特看我们，尽管对他们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那条路很不好走，又比较远。他们的来访使我受益匪浅：但愿上帝使他们的灵魂也得到这种回报吧，因为他们当时年事已高，我猜想他们今天已不在人世了。我也常去尚贝里看望他们，渐渐地同他们熟悉了，他们的藏书我也可以用了。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幸福的时光时，必联想到耶稣会，以致我因前者而喜欢上了后者，而且尽管我始终觉得耶稣会的学说是危险的，但我从来也没能打心眼里真正地憎恨它。
我很想知道，别人是否同我一样，有时候心里会产生一些幼稚的想法。在我忙于学习和过着所能过的无邪的生活中，不管别人怎么对我说，我心里总是害怕地狱。我常常思忖：“我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如果我立刻死去，会不会下地狱？”按照我的冉森教派信徒们所说，那是肯定无疑的，但根据我的良心，我觉得又不是这样。我总是这么战战兢兢的，而且总是不明白到底如何，为了摆脱烦恼，我便求助于最可笑的办法。要是我看见谁也像我这么干的话，我真会把他当成疯子给关起来的。有一天，我一边想象着这个恼人的问题，一边机械地练习着朝树干上扔石头，照我平常那笨样儿，我几乎是一次也击不中的。我这么练得正起劲儿的时候，竟然想以此来占卜一下，以打消我的忧虑。我自言自语：“我要用这块石头砸正对着我的那棵树，要是能击中，就升天堂，击不中，则下地狱。”我一边这么说着，一边用颤抖的手把石头扔出去，心跳得可怕极了。但真是巧极了，石头击中树干正中。其实，这并不难，因为我专门挑了一棵很粗很近的树。从此以后，我就不再怀疑我能升天堂了。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我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应该哭。你们这些伟大的人物，你们一定会觉得好笑的，那你们就庆幸自己吧，但请别嘲笑我的可怜，因为我向你们发誓，我感到自己是很可怜的。
这些惊慌、这些惶恐也许是与虔诚分不开的，但毕竟不是一种经常的状态。通常，我是比较平静的，想到死之将至对我心灵的影响，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平静的忧郁，其中甚至包含着温馨。我刚刚在故纸堆中又找到我为劝诫自己而写的一篇东西，我在文中庆幸自己能在有足够勇气面对死亡的年岁死去，而且，在我的一生之中，身体或精神都未经受大的痛苦。我说得多么在理呀！我预感到活下去要受苦受难，所以很害怕。似乎我预感到了晚年等待着我的是何种命运。我只是在这段幸福时期才与明智贴得很近。我对往事无可悔恨，也摆脱了对未来的挂牵，心灵中经常占着主导的想法就是及时享乐。虔诚笃信者通常有着一种小小的但十分强烈的欲火，使他们乐滋滋地品尝允许他们享受的无邪的欢乐。世俗者则认为他们这是犯罪，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不如说是我很清楚，他们在嫉妒别人享受他们已不感兴趣的那些普普通通的快乐。我就有这种兴趣，而且我认为能心安理得地满足它是一件美事。我的心清白如纸，对一切都是以一种童趣去投入的，我甚至敢大言不惭地说，是带着一种天使般的欢乐的，因为实际上，这种无忧无虑的享受有着天堂般宁静的欢乐。在蒙塔纽勒草地上午饭，在绿廊下晚餐，摘果子，收葡萄，同仆人们一起梳麻熬夜，凡此种种，对我们来说，如同过节一般，妈妈也同我一样兴致勃勃地参加进来。两人单独散步更有魅力，因为可以更加自由地敞开心扉。尤其是有一次散步，我印象特别地深，即妈妈的命名日圣-路易节那一天。天刚破晓，一名加尔默罗会修士来到我们住处附近的一个小教堂主持弥撒。我俩做完弥撒之后，早早地便一块儿外出了。我建议到我们对面的那座山上去，因为我们还从未去过。我们已经让人先把吃食送过去了，因为要玩上一整天。妈妈尽管有点又圆又胖，但走起路来并不困难。我们翻过一道道山冈，穿过一座座树林，有时走在太阳下，而经常是走在浓荫之中，我们走走歇歇，不知不觉地走了有几个小时了。我们聊着我们自己、我俩的结合、我们命运的甜美，并为长此以往而祈祷，但并未遂愿。仿佛一切都在为这一天的幸福效力。刚下过雨，没有一点尘土，溪水潺潺，清风吹拂着枝叶，空气清新，万里无云，天空像我们的心一样宁静。我们在一个农民家里，同他们全家一起吃的午饭，他们衷心地在祝福我们。这些可怜的萨瓦人真是善良极了！午饭后，我们来到一些大树罩起的浓阴下，我在捡拾干枝生火煮咖啡，妈妈则高兴地在荆棘丛中采集草药。她还拿着我在路上为她采集的花束，让我注意它们结构上许多新奇的东西，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这本该使我对植物学产生兴趣的，但时机不巧，我当时正因其他过多的研究而分心。一种使我感触良深的思想转移了我对花草的注意力。我的精神状态、我们那一天所说所做的所有一切、使我印象深刻的所有事物，全都使我回忆起七八年前我清醒时，在阿讷西所做的，而且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的那种梦想。两者何其相似，每每忆及，我便会激动得流泪。我在动情时，拥抱了这位亲爱的女友，激情满怀地对她说：“妈妈，妈妈，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除此而外，我别无他求。多亏了您，我才幸福无比。但愿能永远如此幸福！但愿能长此以往，永葆此情！只有到死幸福才会终止。”
我的幸福时光就这样流淌着，而尤其令人幸福的是我看不到任何东西会干扰它，我确确实实认为它将只会同我的生命同时结束。这并不是因为我忧虑的源泉已完全干涸了，而是我看见它在改道，我在尽力地把它引向有益的事物上，从而使我得到它的治疗。妈妈当然喜欢乡下，她的这种喜好没有因为同我在一起而有所减退。她渐渐地对田间劳作有了兴趣，喜欢利用土地增值，而且，她在这一方面是懂行的，也乐意加以利用。她不满足于那点宅旁地，不是租块田，就是租片草地。总之，她把心思放在了农事上，没有在家赋闲，而是在大干一场，很快就要成为大农庄主了。我不太喜欢看她这么扩展，尽可能地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我深信她又会上当的，而且，她那豪爽、慷慨的秉性总是使她支出大于收益。然而，想到这种收益起码不无小补，我也就聊以自慰了。在她所能干的种种事情中，我觉得这件事是风险最小的，我并没像她那样以为这会有多大收益，而是把这看成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可使她摆脱糟糕的事情和骗子。这么一想，我便急切地想着恢复足够的体力和健康，以照管她的事业，做她的监工或管家，而且，我因此要跑前跑后，当然就常常丢下书本，也不去想自己的病体，身体反而变好了。
这年冬天，巴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我带了几本书，其中有邦唐比的《音乐史》和邦齐里神甫的《音乐论文集》，使我对音乐史以及音乐理论研究产生了兴趣。巴里约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已成年好几个月了，我决定翌年去日内瓦要回我母亲的遗产，或者在得知我哥哥的下落之前，至少先领回归我的那一份。事情就像决定的那么办了。我去了日内瓦，我父亲也去了。他早就去过，没人找他的麻烦，尽管对他的判决并未撤销。但是，由于人们对他的勇敢挺钦佩，对他的正直很尊敬，所以就假装忘了他的那件案子，而且，政府官员们正忙于不久即要实施的重大计划，也不愿让市民因回忆起往日的不公正，而过早地激怒他们。
我担心有人因我改教而刁难我，但什么事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日内瓦的法律没有伯尔尼的严厉。依照伯尔尼的法律，凡是改教的，不仅丧失其身份，而且连财产也保不住。我继承的财产并未引起争议，但不知道怎么搞的，变成很少的一点了。尽管人们几乎肯定我哥哥已不在人世，但没有丝毫的法律证据。我缺乏足够的资格来领取他那一份，因此毫不遗憾地把它留给了父亲，以补贴他的生活，父亲一直享用到去世。一办完法律手续，拿到我那一份，我便花了一些钱买书，然后带着余下的钱飞快地回到妈妈身边。一路上，我的心愉快地跳动着，当我把这笔钱交到她手中时，我觉得比拿到这钱时还要快活千百倍。她无所谓地接过钱去，就像所有灵魂高尚的人那样，他们对这类事司空见惯，并不觉得激动不已。这笔钱几乎全用在我身上了，用的时候仍旧是那样的无所谓。如果这钱是打别处来的，她也会这么使用的。
然而，我的健康丝毫未见恢复，相反，却明显地坏下去。我面如死灰，骨瘦如柴，脉搏跳得可怕，心跳加速，常常感到胸闷，到后来，虚弱得几乎不能动弹，稍走快点便喘不上气来，一弯腰就头晕，手无缚鸡之力。像我这么好动的人，什么也干不了，真是遭大罪了。肯定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神经过敏，这是幸福的人的毛病，也正是我的病。我常常无缘无故地落泪，树叶和鸟的声响也能吓我一跳，生活宁静安适，情绪却不稳定，这一切都表明我对可以说是让我多愁善感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那种舒适的厌倦。我们很少是生来就为在世间享福的，所以当心灵或肉体不同时受折磨时，就必须让其中的一个受折磨，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几乎总要有损于另一个。当我可能美美地享受生活时，我那糟糕的机体便阻止我去享受，而且你也说不出你到底哪儿有毛病。后来，尽管我已垂垂老矣，真的患了一些严重疾病，可我的身体反而恢复了活力，以便更好地感受自己的不幸，而且，我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届六十，垂暮之人，各种疾患缠身，但我觉得，这受苦的晚年，体力和精神比青春年少、享受真正幸福时更加充沛。
后来，在顺便读了点生理学之后，我开始研究起解剖学来，并反复琢磨构成我机体的多种零件及其运动，准备着每天都能从身上找出许多毛病来。我远没有对我的半死不活感到惊奇，而是对我还能活着觉得诧异，而且我每看到对一种疾病的描述时，便认为说的就是我。我敢肯定，即使没有病，研究了这该死的学问之后，也非病不可。由于我在每种疾病中都发现我的病症，所以我以为自己什么病都有，而且还染上了一种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的更加严重的疾病：治病癖。凡是读医书的人，都难免要患此症。我由于反复研究、思考、比较，便想象我的病根是心脏上长了息肉，而且萨洛蒙似乎对这一想法也挺震惊。按理说，我应该根据这一判断坚持我先前的决心。我没这么做。我绞尽脑汁去想怎样才能治好心上的息肉，决心进行这种不可思议的治疗。在阿内去蒙彼利埃参观植物园并看望其技师索瓦热时，有人告诉他菲兹先生曾治好过这样一个息肉。妈妈想起了此事，并告诉了我。我闻听，立刻想去找菲兹先生看病。治好病的希望使我重新鼓起了勇气和力量跑这一趟。日内瓦带回的钱正好可以当盘缠。妈妈非但没劝阻我，反而敦促我去，因此我便前往蒙彼利埃了。
我用不着跑那么远去找我所需要的医生。因为骑马挺累人，我在格勒诺布尔换乘了一辆马车。到了莫朗，有五六辆马车随后接踵而至。这一来，倒真的像马车队那喜剧故事了。这些马车大部分是伴送一位名叫科隆比埃夫人的新嫁娘的。同她在一起的是另一位女子，名叫拉尔纳热夫人，没有科隆比埃夫人年轻美貌，但与她同样可爱。科隆比埃夫人到罗芒就要停下来，而拉尔纳热夫人则须继续赶路，直到圣灵桥附近的圣-昂代奥勒镇。大家知道我很腼腆，想象得出我是不会很快就同有身份的女人及其周围的人熟识起来的，但是，最后，由于同路，住的又是同一家客栈，又不得不同桌用餐，所以必须与之结识，否则就会被人看成是性情孤僻乖戾的人。因此，我们就认识了，甚至比我所想的要早认识，因为周围的吵嚷对一个病人，尤其是像我这种性格的病人不怎么合适。但是，好奇心使那些妩媚的女人变得极其狡猾，为了能认识一个男人，她们先开始把他搞得晕头转向。我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科隆比埃夫人被她的那些美少年缠得分不开身，没工夫来挑逗我，而且也没这个必要，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但拉尔纳热夫人则没多少人纠缠，需要找点人在路上为她解闷。因此，她便笼络起我来了。再见了，可怜的让-雅克，或者不如说，再见了，寒热... -->>
这就是我的企盼：一个不太大的地产，
内有花园，宅旁有一眼活泛的泉，
外加一个小树林……（）①
我不能再说：“诸神给了我更多更好的。”（）②但没关系，我无须再多的了。我甚至不要所有权，只要逍遥自在就足够了。我早就说过，并且深有体会，即使暂且不谈丈夫和情人的区别，所有者和占有者也大相径庭。
我一生中的短暂幸福便从这儿开始了。使我有权说我未曾虚度此生的那平静而飞逝的时刻光临了这里。宝贵而又令人极为留恋的时光啊！啊！但愿您能倒流，请您尽可能地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地流淌，尽管您实际上在飞快地流逝。我怎么才能随意地延长这极其动人、极其单纯的一段回忆，以便总是重复同样的事情而又不让读者和我自己因反复地唠叨而厌烦呢？再有，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行动、言谈的话，我是可以描述，并以某种方式复述的，但是，那些既没说过，也没做过，甚至都没想过，只是品味过、感觉过的事，我除了这份感觉而外也无法说出我幸福的所以然来的事，我又怎么去说呢？我日出即起，幸福快乐；我散步溜达，幸福快乐；我看见妈妈，幸福快乐；我离开她，幸福快乐；我在树林山丘闲荡，在山谷中游逛，我读书，我无所事事，我在园子里劳作，我采摘果子，我帮忙家务。幸福到处在尾随着我：它不存在于任何明确的事物之中，它就在我的心中，一刻也不离开我。
在这段幸福时日里我所发生的一切，在这段时期我所做、所说、所思的一切，全都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在这之前或之后的事只是间断地浮现在脑子里，记忆不清不楚、模模糊糊。但是那段时间的事却记得完完全全，仿佛历历在目。年轻时，我的想象力总是超前的，现在却只能回首往事，以那些甜美的回忆来补偿我永远失却的希望。我再也看不到未来有什么可以引诱我的了，只有缅怀往事才能给我以欢悦，而且，对我所谈到的那个时期的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的回忆使得我尽管多有不幸，却常常快快活活。
就这些回忆，我将只举一个例子，可以让人看到它们是多么强烈，多么真实。第一次去沙尔麦特过夜的那一天，妈妈坐轿我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上坡道。妈妈身体较重，担心轿夫们太累，走到将近一半时，她想下轿步行。走着走着，她看见篱笆里有蓝的东西，便对我说：“那是长春花，还开着哩。”我没有弯下身子去察看，而且视力又太弱，直着身子是分不清地上的植物的。我只是边走边朝那东西瞟了一眼，而且，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再没见过，或者留意过长春花。一七六四年，我同友人佩鲁在克莱希埃的时候，我们爬上一座小山，顶上有一个漂亮的小亭，佩鲁不无道理地称之为“美景亭”。当时，我开始采集一点植物标本。上山时，我朝树丛中看着，突然高兴地喊了起来：“啊！长春花！”那确实是长春花。佩鲁瞧出我很激动，但不知就里。我希望他有一天读到这里时能知道原因何在。通过我对这么一个极小的事的印象，读者可以看出与那个时期有关的所有一切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然而，乡间的空气并未使我健康如初。我原来就浑身乏力，现在更厉害了。我喝不了牛奶，只好不喝了。当时流行水治百病，所以我便开始喝水，大量地喝，以致病没治好，差点把命搭上。每天早上，我一起床，便拿着一只大杯子到泉边去，一边散步，一边不停地喝，足足喝上两瓶。我吃饭已完全不喝酒了。我喝的水像大部分山中的水一样，有点硬，不易消化。总之，喝得太多，不到两个月，一直很好的胃全给弄坏了。我知道，胃吃什么也消化不了了，别指望治好了。与此同时，我又出了点事，不论其本身还是它对我一生的恶劣影响，都是很奇特的。
一天早上，身体并没比往日差，在支起一张小桌子的时候，我觉得体内产生一种突然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震动，好比是血液里起了一股风暴，立刻遍及全身。动脉跳动得异常激烈，我不仅感觉，甚至听到它的跳动声，特别是颈动脉的跳动。同时，耳朵里也响得厉害，有三种或者可以说是四种声音：粗而沉的声音，像流水似的较清晰的潺潺声，很尖的哨声和我刚才说的、不用按脉也无须手触身体便能数出次数的跳动声。耳朵里的声响那么厉害，使我失去了以前那种敏锐的听觉，使我虽未成为聋子，但自此之后便重听了。
大家可以想见我是多么吃惊，多么恐慌。我以为要死了，便躺到床上去。医生请来了。我哆嗦着向他叙述病症，认为自己是没救了。我认为他也是这么看的，但他尽了自己的职责。他向我讲了一大套，我一点儿也没听懂。然后，他按照他的高明理论，开始在我那“贱体”上进行他所喜欢的那种试验疗法。那疗法极其难受，极其恶心，而且效果极差，所以我很快便厌烦了。几个星期之后，我看到既不见好也不见坏，便下床了，恢复了日常生活，不去管动脉的跳动和耳鸣了。从那以后，也就是说三十年来，这毛病一分钟也没好过。
在这之前，我是个很能睡的人。出现所有这些症状之后，我至今一直严重失眠。当时我就想，我已去日无多了。这反倒使我有一段时间不再去操心治病的事了。既然活不了多久了，我便决心尽可能充分利用我剩下的一点点时间。多亏了大自然的特别恩宠，使我在这么悲惨的状况之下，得以免除似乎本该遭受的痛苦。我虽受到嗡嗡声的干扰，但并未感觉难受：除了夜晚失眠和总是气短而外，并未给日常生活带来其他任何不便，而且气短也未发展成气喘，只是在我想跑步或活动稍微激烈点时才有所感觉。
这个病本该摧毁我身体的，却只是扑灭了我的激情，为此，我每天都因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良好效果而感谢上苍。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只是在把自己看作一个死人时才开始活着的。我对我要抛开的东西给予了真正的重视，开始关心更加崇高的事情，仿佛要提前完成应该很快完成而一直疏忽至今的事一样。我常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宗教，却从未完全抛开宗教。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对我并没费什么事，而这个题目对那么多人是极其悲伤的，但对以此作为一种慰藉和希望目标的人来说则是极其亲切的。在这个问题上，妈妈对我来说比所有的神学家都更为有用。
她对所有的事都有一整套看法，所以对宗教也不例外。这套看法包括一些很散乱的观念，有的很健康，有的则很荒唐：还包括一些与她的性格有关的见解以及源自其教育的偏见。一般来说，善男信女们总是把上帝看作同自己一样：好人把上帝看成是善良的，恶人视上帝为凶恶的：愤懑易怒的信徒看见的只是地狱，因为他们想把所有的人打下地狱，仁爱温情的人则不怎么相信有地狱。有一件事令我惊诧不已，善良的费讷隆在他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中谈论地狱时，仿佛他真的认为它存在似的。但我可希望他当时是在撒谎，因为不管你是多么诚实，在你当了主教的时候，你有时也不得不撒谎。妈妈对我不撒谎，她那颗无怨的心灵不可能把上帝想象成为凶神恶煞，信徒们看到的是正义与惩罚，而她看到的则只是宽容与仁慈。她经常说，上帝如要求我们行为端正，那它就无正义可言了，因为它并没有给过我们这么做的条件，所以那就等于是强人所难了。奇怪的是，她不相信有地狱，但相信有炼狱。这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置恶人的灵魂，既不能把它们打下地狱，又不能在它们脱胎换骨之前把它们与好人放在一起。应该承认，不管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恶人的确总是十分难办的。
还有一件怪事。大家看到原罪与赎罪的整个理论被这套看法推翻了，普遍的基督教基础被动摇了，而且至少天主教是不能存在了。可是，妈妈却是个好的天主教徒，或者她自称是的，而且她这么自诩肯定是诚心诚意的。她认为人们对《圣经》的解释过分刻板，过分生硬。人们在其中读到的所有一切永恒的苦难在她看来都是吓唬人的，或者是假想的。她认为耶稣基督之死是真正的上帝怜爱的榜样，以教诲人们去爱上帝和彼此相爱。总之，她是忠于她所信奉的宗教的，她真诚地接受教会的全部信条，但是，要是逐条讨论的话，尽管她始终服从于教会，她却与它看法大相径庭。
在这一点上，她有着一种淳朴的心，一种比无端指责更为雄辩的坦诚，常常使她的忏悔师都感到难堪，因为她什么都不对他隐瞒。她对他说：“我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想永远如此，我以全部心灵的力量接受圣母教会的决定。我不能把握自己的信仰，但能把握自己的意志。我毫无保留地使我的意志服从于教会，而且愿意相信一切。您还要我怎样？”
我认为，即使根本没有基督教的道德，她也会尊奉它的，因为它很符合她的性格。她在做一切命令做的事，但即使没命令做的她也照样会去做。凡是无足轻重的事，她都喜欢服从。如果没有允许甚至命令她开斋，她是会自觉自愿地守斋的，根本用不着去监督她。整个这种道德是从属于塔维尔先生的准则的，或者说她认为其中并没有任何抵触的地方。她每天可以同二十个男人睡觉而仍然心安理得，除了情欲而外，不感到寡廉鲜耻。我知道，有很多的虔诚女子在这一点上并非更加有所顾忌，但不同的是，她们是被她们的情欲所诱惑，而她却仅仅是被其诡辩哲学所蒙骗。在最感人的谈话中，我敢说是最有教益的谈话中，她在谈到这一点时，面不改色心不跳，并没感到自相矛盾。如果因事中断谈话，她随后照样会同以前一样平静地接下去谈，因为她打心眼儿里相信，这一切只不过是社会管理的一条准则，每个有理智的人都可以根据情况去理解、执行或摒弃，而绝不致冒犯上帝的。尽管在这一点上我肯定与她看法不同，但老实说，我并不敢驳斥她，因为我羞于扮演为此而必须扮演的不高雅的角色。我倒是很想为他人确立规范，而尽量把自己排除在外。但是，我知道，她的气质使她不致过于滥用自己的原则，而且她也并不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女人，如果我要求把自己排除在外，那就是让她把她喜欢的所有的人都当作例外。再说，我在这里只是在谈到她的其他不一致时才提到这种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它对她的行为并没太大影响，而且在当时一点儿影响也没有。但是，我答应过要如实地阐述她的原则，所以我要遵守诺言。现在我再来谈我自己。
我从她身上找到了我为了使灵魂摆脱死亡的恐惧及其后果所需要的所有准则，于是便安详地在这信任的源泉中去汲取。我比从前更加紧紧地依恋着她，我真想把我感到行将别我而去的生命完全支付与她。从这种对她的加倍爱恋中，从我将不久于人世的认定中，从我对未来命运的处之泰然中，产生出一种十分平静甚至十分快活的经常性状态，缓和了使我们陷入极大恐惧和希冀的所有激情，让我无忧无虑、安安生生地享受我那来日无多的时光。有件事有助于使这时光更加甜美，那就是我在尽一切可能想法开心解闷，以培养她对乡间生活的情趣。我在让她爱上她的园子、家禽、鸽子、奶牛的同时，自己也喜欢上这一切了，而这一切琐事占去了我整天的时间，但并未弄得我不得安宁，它们比牛奶和所有药物都更有效地维护我那可怜的机体，甚而使之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健康。
收葡萄、摘水果使我们快活地度过了那年剩下的时日，使我们在周围的好心人中间，对乡村生活日益依恋了。我们十分遗憾地看到冬季的来临，好像被流放似的将回到城里去。特别是我，因为怀疑自己能否见到春天的到来，以为是永远告别了沙尔麦特了。我离开时，亲吻着大地和树木，走远了还一再地回首眺望。我和我的女学生们分开已有很久，而且我已失去对城市娱乐和交往的兴趣，所以便闭门不出，除了妈妈和萨洛蒙先生而外，再没见过任何人。萨洛蒙先生不久前成了妈妈和我的医生，他是一位正直而有才华的人，有名的笛卡儿派，对宇宙体系有独到的见解，听他有趣而又有益的谈话，对我来说，胜过他开的药方。我从来就无法忍受那些愚蠢而幼稚的泛泛谈话，但有益而内容丰富的谈话总是让我心花怒放，我从不拒绝作这样的交谈。我对萨洛蒙先生的谈话感到极大的兴趣，我觉得我同他一起在提前获取我那本会摆脱羁绊的心灵行将获取的高深知识。我对他抱有的这种兴趣扩展到他所谈的所有主题，并开始寻觅书籍，以便帮助我最大限度地理解它们。把虔诚融于科学的那些书籍对我最合适了，特别是奥拉托利会（）①和波尔-洛雅勒修道院（）②的书籍。我开始读它们了，或者说是在啃书了。我碰巧弄到了一本拉密神甫的书，书名叫《科学杂谈》。这是介绍科学论著的一种入门读物。我反复地读了上百遍，决心以它为我的科学指南。最后，尽管我健康不佳，或者说是正因为健康不佳，我感到自己逐渐地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拉向研究道上，而且，虽然我把每天都看作我的末日，我仍热情不减，仿佛应永远活下去似的在研究着。人家说这对我身体不利，可我却认为这对我挺好，不仅对我的心灵，而且对我的身体都有好处，因为这样孜孜不倦地读书成了我的一种极大乐趣，使我不再去想我的病痛，也因此而大大减轻了我的痛苦。诚然，的确什么也无法真正减轻我的痛苦，但是，因为没有剧烈的疼痛，我便习惯了虚弱无力，习惯了失眠，习惯了去思考而非去活动，最后，也就习惯了把我机体逐渐缓慢的衰竭看作不可避免的过程，只有到死才会终止。
这种想法不仅使我摆脱了对生活的所有无谓的牵挂，而且使我免除了一直强迫服用药物的厌烦。萨洛蒙知道他的药救不了我，便饶了我，不让我再喝苦药了，只是开一些既让病人怀有希望又可维护医生信誉的无关痛痒的药来安慰可怜的妈妈。我不再严格节食了，又喝起酒来，而且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恢复了健康人的生活习惯。我对任何事情都挺节制，但什么都不禁忌。我甚至外出了，又开始去看望熟人，特别是我很喜欢交往的孔济埃先生。总之，也许是我感到生命终结是件美事，也许我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线活下去的希望，等待死亡并没有减少我对研究的兴趣，反而好像更加激发它，我急切地为去另一个世界而积累点滴知识，仿佛我认为能带走的只有这点知识。我喜欢上了一些文人常去的布沙尔书店。由于我曾以为过不了的春天临近，我便买了几本书，以便万一侥幸能回沙尔麦特的话，带回去。
我得到了这个幸福，因此便尽情地享受它。当我看见蓓蕾初开时，我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对我来说，重见春天就像是在天国复活一般。雪刚开始消融，我们便离开了我们的“牢房”，很早便去了沙尔麦特，好听夜莺的头几声鸣唱。从这时起，我便相信自己死不了了，而且说来也真怪，我在乡间从未得过大病。我在乡下感到过难受不适，但从未卧床不起。在我感觉比平时难受时，我常常说：“当你们见我不行了，就把我抬到一棵橡树下面去，我保证死不了的。”
尽管身体虚弱，但我还是恢复了乡间活动，不过是量力而行的。不能独自侍弄园子，我着实挺难受。但是，挥几下锄，我便气喘吁吁，汗流如注，干不动了。我一弯腰，便心跳加快，血便凶猛地往脑袋上涌，必须赶紧直起身来。我只能干点不太费力的活，所以主要是照管鸽子，而且兴趣极大，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一刻也不觉得厌烦。鸽子胆子极小，很难驯化，但我却终于使我的那群鸽子对我非常信任，到处跟着我，我想抓便能抓到。我每次一到园子里去，胳膊上，脑袋上，总要飞来两三只。末了，尽管我很喜欢它们，但它们老这么跟着却不是个事儿，所以只好不让它们再跟我这么亲近了。我素来就特别喜欢喂养动物，特别是那些胆小而野性的。我觉得能让它们信任是挺有意思的事，我从未欺骗过它们。我想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喜欢我。
前面说了，我带了几本书来。我读起书来，但读起来不是在受益，而是在玩命。我对事物的错误想法使我深信，要有效地读一本书的话，就必须具有书中涉及的所有知识，根本就没想到作者本人常常也没这些知识，他们是需要时，从别的书籍里现趸现卖的。有了这种荒唐想法，我便看看停停，不得不老是从一本书翻到另一本书，有时候，我想研究的那本书还没看到十页，我却把书架翻了个遍。我死抱着这种荒唐办法，浪费了无数的时间，把脑子都差点儿给搞糊涂了，到了再也无法读什么和弄通什么的程度了。幸好，我发现自己走上歧路，要钻进巨大的迷宫了，在没有完全迷失之前，便走了出来。
人们只要是真正喜欢做学问，投身其中时所感觉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各种学问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它们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互相阐明，谁也离不开谁。尽管人的脑子不能掌握所有的学问，必须从中选择一门主要的，但是，如果对其他学问没有一点概念的话，即使在自己所研究的那门学问中，也常常是茫茫然的。我感到我所做的本身是好的、有用的，只要把方法改变一下就行。我首先看《百科知识》（）①，分门别类地加以研读。我发现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我把它们分别开来，一个个研究，直到使它们汇集到一个点上。这样，我又回到通常的综合法上来，但这时，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在这一点上，我的深思熟虑弥补了我知识上的欠缺，而一种很自然的思考帮我指明了方向。不管我还要活或者是就要死，反正我是没时间可浪费的了。活到二十五岁还一无所知，并且想着掌握一切，那就必须决心充分利用时光。我不知道命运或死神什么时候打断我的勤奋好学，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对一切事物有一些概念，既是为了测试我的天赋，也是为了亲自判断究竟什么最值得研究。
在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另一个原先未曾想到的好处，那就是充分地利用了时间，我肯定不是天生就是做学问的人，因为太用功我就累得不行，无法连续半小时考虑同一个问题，特别是在顺着别人的思路时。有时候，顺着自己的思路，我反倒能思考得更久，甚至还挺有成果。当我在读必须认真阅读的某个作者的著作时，没读上几页，就走神了，脑子也迷迷糊糊的了。假如继续读下去，反而累得筋疲力尽，一无所获，头晕目眩，什么也看不明白了。但是，即使连续不断地研究不同的问题，我也无须间歇，能够轻松地思考下去，因为一个问题可以消除另一个问题所带来的疲劳。我把这一发现用在了自己的学习计划上，交替地研究着各种问题，以致整天在研究却从未觉得累。的确，田园和家务活是有益的消遣，但是，由于我学习的积极性在增长，我很快便找到挤出时间学习的办法，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没考虑哪一件会做得不好。
在这么多使我陶醉而使读者常常觉得厌烦的琐碎小事中，我还留了一手，如果我无意向读者道出，那他们是猜想不到的。譬如，我现在非常快活地回想起，为了既轻松愉快又尽可能充分得益，我在时间的分配上做了种种尝试。可以说，在我隐居的那段日子里，尽管总是病歪歪的，却是我一生中最不闲散无聊、最不厌倦烦闷的时期。在转瞬即逝的两三个月里，我既是在摸索自己的思绪轨迹，又是在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里，在一处这季节使之生机勃勃的地方，享受着我深感宝贵的人生乐趣，享受着既无拘无束又温馨甜蜜的伴侣的乐趣——如果能对如此美满的结合称之为伴侣的话——享受着我一心想着获取的美好知识的乐趣，因为对我来说，仿佛是我已经拥有了这些知识，或者说是有胜于此，既然学习的乐趣在我的幸福中占有很大比重。
这些尝试是不值一提的，但它们对我来说全都是一种享受，只是太普通了，没什么好说的。再说，真正的幸福是描写不出来的，只能去体会，而且越是体会得深就越是描写不出，因为它不出于一些事实的总汇，而是一种永久的状态。我常这么说，而且如果这同样的事浮现在脑海里时，我还要千遍万遍地更加去这么说。当我那经常变化的生活最终有了一个不变的规律时，我的时间大致就像下面那样分配了。
我每天早上日出前起床，从邻近的一个果园，在葡萄园上方的一条很美丽的小道上，沿着山坡一直往上走到尚贝里。一路上，我一边散步，一边默祷，并不是嘴巴随便地嘟囔几句，而是心诚意笃地向往着创造出我眼前这片美丽可爱的大自然的造物主。我从来就不喜欢在室内祈祷，我觉得墙壁和人造物件把上帝和我隔开了。我在其创造物中瞻仰他，而我的心则向他飞去。我可以说我的祈祷是纯真的，因此上帝应该遂我心愿。我只是为我自己和我永远为之祝福的女人祈求一种无辜的、平静的生活，没有邪恶，没有痛苦，没有生活所迫，祈求虽死犹荣，并在未来命如正直的人。另外，这种行动更多的是赞美和瞻仰，而不是祈求，而且，我知道，在福祉的施与者面前，获得我们所必需的真正幸福的最好办法不是祈求，而是在于受之无愧。返回时，我常常兜个大圈子溜达着回来，饶有兴味、贪婪不辍地饱览周围的田间作物，那是我的眼睛和心灵永不感到厌烦的唯一的东西。我老远望去，看看妈妈起床了没有。看到她的外板窗已经打开，我便高兴得发颤，跑步归去。如果外板窗没有打开，我便走进园子去等着她醒来，一面复习头一天学到的东西以自娱，或者侍弄一下园子。外板窗打开了，我便跑到她床前去拥抱她，那时她还似醒非醒，而这种拥抱既纯洁又温情，就在其天真无邪中，有着一种从不与肉欲有关的魅力。
我们早餐一般是喝点咖啡奶。这是我俩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我们最无拘无束地闲聊着。这种闲谈通常很久，使我对早餐产生一种强烈的兴趣，因此，我非常喜欢英国和瑞士的习惯，早餐是正儿八经的一顿饭，大家都坐在一起，而不喜欢法国的习惯，各自在自己的卧室用早餐，而且经常是根本不吃早餐。闲谈一两个小时之后，我便去看书，一直看到吃午饭。我开始看的是哲学书籍，诸如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出的《逻辑学》、洛克的评论，以及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笛卡儿等的书籍。我很快便发现，这些作者的著作几乎总是互相矛盾，我妄想着将他们的学说统一起来，这可把我累苦了，而且浪费了我许多时间。我弄得头昏脑涨，一无所获。最后，我还是丢开了这个办法，换了一种好得不能再好的方法，尽管我能力很差，但我能取得进步，功劳全在于它，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我很少有做学问的能力。我在读一个作者的著作时，便自行规定，接受和遵从其全部思想，不掺杂自己或他人的观点，也从不与之争论。我寻思：“先在我脑子里存下一些观点，不管它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要明确就行，等到脑子里装得差不多了，再进行比较和选择。”我知道，这个方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它使我成功地获取了知识。有几年工夫，我一直是完全照着别人那样去想的，可以说不加思考，而且几乎是不去推理。但这之后，我便有了相当深厚的知识基础，可以独立思考而无须求教他人。这样，当我因旅行和办事而无法看书的时候，我便饶有兴味地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加以复习和比较，用理智的天平去衡量每一件事，有时也对自己的老师们进行评判。尽管我很晚才开始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但我并没觉得它已失去了敏锐性。当我发表自己的见解时，人们并没指责我是一个盲目的门徒，只会人云亦云。
此后，我又学了初级几何。因为我一心想要克服自己记忆力差的毛病，老是翻来覆去地不断从头学起，所以始终长进不大。我不欣赏欧几米德的几何学，他偏重一连串的证明而不是概念联系。我更喜欢拉密神甫的几何学，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我所喜爱的作者之一了，我重读他的著作时仍旧兴趣不减。然后，我学起代数来，仍旧是以拉密神甫的著作为指导。当我学得深一些的时候，我便学习雷诺神甫的《计算学》，然后，还随手翻翻他的《题解》。我的水平一直不高，不知如何把代数用到几何学上去。我根本不喜欢这种看不到目的的运算方法，我觉得用方程式来解几何题，犹如用手摇风琴演奏乐曲。我头一次通过计算发现二项式的平方等于二项式数字的各个平方加上两数的乘积的二倍。尽管我的计算很正确，但我仍不愿相信，直到我作出图形为止。我并不是因为认为代数只求不名数而对它没多大兴趣的，而是因为我想根据图形看出运用在面积上的计算，否则我就搞不明白了。
此后，我学起拉丁文来。这是我最困难的课程，从未有过多大的进步。我先运用的是波尔-洛雅勒的拉丁文入门，但毫不见效。那些怪僻的诗句让我讨厌至极，怎么也不能入耳。那一大堆规则把我搞得糊里糊涂，使我学了后面忘了前面。研究文字学对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而我正是想增强记忆力才这么干的。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我对句型比较明白了，借助字典，可以读简易读物。我就照这么做下去，感觉挺好。我致力于翻译，不是笔译，而是心译，也仅此而已。由于长期的练习，我终于较顺畅地读拉丁文著作了，但始终不能用这种语言说或写。当我不知怎么搞的卷进文人堆中时，这常常弄得我很狼狈。这种学习方法造成的另一个缺陷是，我始终不懂拉丁文的韵律学，更不懂其诗词格律。但是，我想品味这种语言在诗句和散文上的韵味，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想弄通它，但我深信，无师自通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学过作所有诗体中最容易的那种六音节诗，便极有耐心地把几乎全部维吉尔的作品都给标出格律，注上音节和音长。然后，当我对某个音节的长短分不清时，便去查维吉尔的著作。大家可以看到，由于诗词格律中允许有一些特殊，所以这使我常常错误百出。诚然，自学有它的长处，但也有一些很大的缺点，特别是非常费劲。对此，我比任何人体会都深。
我中午前放下书本，如果午饭尚未准备好，我便去看望我的朋友——鸽子们，或者去侍弄一下园子，等着开饭。
一听见喊我，我便极其高兴，食欲旺盛地跑去。这也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因为不论我病得如何，食欲却从未差过。我们非常愉快地边吃边聊我们的事，以便妈妈能吃点东西。每星期有两三次，当天气晴和时，我们去宅后的一个凉亭里喝咖啡。凉亭周围草木茂盛，我种了一些忽布，天热时，来此乘凉特别舒服。我们在那儿待上大约一个小时，欣赏我们的蔬菜、花木，谈谈我们的生活情况，越谈越觉得生活的甜美。我在园子尽头还有一个小家庭：蜜蜂。我不会忘了去看望它们，妈妈也经常陪我一起去。我很喜欢看蜜蜂们忙忙碌碌，看着它们采蜜归来时，腿上沾得满满的，几乎飞不动了，我觉得开心极了。头几天，出于好奇，不小心，挨蜇了两三回，后来，我们彼此很熟了，即使靠得再近，它们也不蜇我了，尽管蜂房里蜜蜂多得必须分群，弄得我有时手上脸上都沾满蜂蜜，但从没有一只蜜蜂来蜇我。所有的动物都提防着人，而且这样是对的，但是，当它们一旦相信你不会伤害它们时，它们对你就非常信赖，只有野蛮成性的人才会欺骗它们。
下午，我继续看书，但不能说是在工作或学习，只能称作休息和娱乐。午饭后，我从来就没能习惯闭门读书，而且，一般来说，白天天热时，干什么我都觉得累，但我无拘无束地，几乎是毫无一定之规地随便看点书。我最认真读的是历史和地理，由于它们无须集中精力，所以凭着我那点记忆力却记住不少。我想研究佩托神甫的著作，因而陷入纪年学的迷宫中去。我讨厌深不见底、远不着边的批判部分，而偏爱准确的计时和天体的运行。如果我有仪器的话，我甚至会对天文学产生兴趣的，但是我只能满足于从一些书本中得到的一些知识以及只是为了了解天空的一般情况而用望远镜进行的一些粗浅的观察，因为我的近视眼使我无法用肉眼较清楚地辨别星星。谈到这一问题，我记起一桩使我一想起来就好笑的事。我买了一幅平面天体图，以便研究星座。我把它放进一个框架里，天朗气清的夜晚，我到园子里去，把框架置于四根同我一般高的木桩上。天体图是冲下的；为了照亮它而又不让风把蜡烛吹灭，我便把它放在四根木桩中间的一只着地的桶上。然后，我交替地用眼睛看图和用望远镜看天，练习识别星星和星座。我想我已经说过，诺厄莱先生的花园是在高台上的，从路上可以看见在那上面干的所有一切。一天晚上，很晚才收工回来的几个农民，看见我正用一大堆装备在聚精会神地观察。他们并不知道照在天体图上的是烛光，因为被桶边给挡住了，再加上那四根木桩，那画满图形的一张大纸，那只框架，那移来动去的望远镜，使他们觉得我在施魔法，可把他们给吓坏了。我的那身打扮也让他们惊魂难定：我头上的便帽上又套了一顶帽檐下垂的帽子，身上穿着妈妈非要我穿上的她的一件齐腰短棉睡衣。他们见了确实认为我是个真正的巫师，而且又时近午夜，他们毫不怀疑这是巫魔夜会（）①的开始。他们不敢再看，仓皇地逃走，赶快叫醒众乡邻，把所见到的事向大家叙述一遍，这事便不胫而走。第二天，附近的人全都知道巫魔会议在诺厄莱家举行了。要不是目睹我施魔法的农民中有人当天便去向来看我们的两位耶稣会士抱怨的话，还不知道最后要闹成什么样子呢。两位耶稣会士也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好言安慰了他们一番。他俩把这事告诉了我们，我便把事由说了一遍，大家不禁哈哈大笑。不过，我害怕旧事重演，便决定今后观天时不再点蜡烛，回屋查阅天体图。我相信，凡是读过《山中来信》中那段威尼斯幻术的人，会以为我早就具有当巫师的巨大天赋了。
这就是没有任何田间劳作时，我在沙尔麦特的生活。我总是很喜欢田间劳动，只要是力所能及，我就像个农民似的在干活，但是，我身体极其虚弱，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说，我想同时干两种工作，因而哪一样也干不好。我认为强记就能记住，便拼命地去背很多东西，为此，我总是随身带着几本书，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去边干活边研究和复习。我不知道这些无谓的、不间断的顽强努力怎么最后竟没把我弄成傻子。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学习维吉尔的田园诗，可一句也没记住。我因习惯于到处随身带着书，不论是去鸽舍、园子，还是去果园、葡萄园，所以书不是丢了，便是弄破了。一干别的活儿，我便把书放在一棵树下，或者篱笆上，到处都有我忘了拿的书，而且，经常是半个月之后，我又发现了它，已经是霉烂不堪，或是被蚂蚁或蜗牛咬烂了。这种学习热情变成了一种怪癖，使我像傻子似的，一边干活还一边嘴里不停地嘟哝点什么。
波尔-洛雅勒修道院和奥拉托利会的著作是我最常读的，这使我成了半个冉森派信徒了，尽管我非常自信，但是他们那严酷的神学有时还是让我惊恐。我此前不以为然的地狱的恐怖也渐渐弄得我心神不定了，要不是妈妈在安慰我的心灵，那可怕的学说最后一定会让我完全不得安宁。我的忏悔师也是她的忏悔师，他也在尽力地安抚我。他就是埃迈神甫，一位耶稣会士，敦厚睿智的老者，一想起他来我总是肃然起敬。他尽管是个耶稣会士，但童心未泯，而他的道德观不是宽容而是温情，这正是我为了减轻对冉森教派的阴森印象所必需的。这位善良老人及其同伴科皮埃神甫常来沙尔麦特看我们，尽管对他们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那条路很不好走，又比较远。他们的来访使我受益匪浅：但愿上帝使他们的灵魂也得到这种回报吧，因为他们当时年事已高，我猜想他们今天已不在人世了。我也常去尚贝里看望他们，渐渐地同他们熟悉了，他们的藏书我也可以用了。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幸福的时光时，必联想到耶稣会，以致我因前者而喜欢上了后者，而且尽管我始终觉得耶稣会的学说是危险的，但我从来也没能打心眼里真正地憎恨它。
我很想知道，别人是否同我一样，有时候心里会产生一些幼稚的想法。在我忙于学习和过着所能过的无邪的生活中，不管别人怎么对我说，我心里总是害怕地狱。我常常思忖：“我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如果我立刻死去，会不会下地狱？”按照我的冉森教派信徒们所说，那是肯定无疑的，但根据我的良心，我觉得又不是这样。我总是这么战战兢兢的，而且总是不明白到底如何，为了摆脱烦恼，我便求助于最可笑的办法。要是我看见谁也像我这么干的话，我真会把他当成疯子给关起来的。有一天，我一边想象着这个恼人的问题，一边机械地练习着朝树干上扔石头，照我平常那笨样儿，我几乎是一次也击不中的。我这么练得正起劲儿的时候，竟然想以此来占卜一下，以打消我的忧虑。我自言自语：“我要用这块石头砸正对着我的那棵树，要是能击中，就升天堂，击不中，则下地狱。”我一边这么说着，一边用颤抖的手把石头扔出去，心跳得可怕极了。但真是巧极了，石头击中树干正中。其实，这并不难，因为我专门挑了一棵很粗很近的树。从此以后，我就不再怀疑我能升天堂了。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我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应该哭。你们这些伟大的人物，你们一定会觉得好笑的，那你们就庆幸自己吧，但请别嘲笑我的可怜，因为我向你们发誓，我感到自己是很可怜的。
这些惊慌、这些惶恐也许是与虔诚分不开的，但毕竟不是一种经常的状态。通常，我是比较平静的，想到死之将至对我心灵的影响，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平静的忧郁，其中甚至包含着温馨。我刚刚在故纸堆中又找到我为劝诫自己而写的一篇东西，我在文中庆幸自己能在有足够勇气面对死亡的年岁死去，而且，在我的一生之中，身体或精神都未经受大的痛苦。我说得多么在理呀！我预感到活下去要受苦受难，所以很害怕。似乎我预感到了晚年等待着我的是何种命运。我只是在这段幸福时期才与明智贴得很近。我对往事无可悔恨，也摆脱了对未来的挂牵，心灵中经常占着主导的想法就是及时享乐。虔诚笃信者通常有着一种小小的但十分强烈的欲火，使他们乐滋滋地品尝允许他们享受的无邪的欢乐。世俗者则认为他们这是犯罪，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不如说是我很清楚，他们在嫉妒别人享受他们已不感兴趣的那些普普通通的快乐。我就有这种兴趣，而且我认为能心安理得地满足它是一件美事。我的心清白如纸，对一切都是以一种童趣去投入的，我甚至敢大言不惭地说，是带着一种天使般的欢乐的，因为实际上，这种无忧无虑的享受有着天堂般宁静的欢乐。在蒙塔纽勒草地上午饭，在绿廊下晚餐，摘果子，收葡萄，同仆人们一起梳麻熬夜，凡此种种，对我们来说，如同过节一般，妈妈也同我一样兴致勃勃地参加进来。两人单独散步更有魅力，因为可以更加自由地敞开心扉。尤其是有一次散步，我印象特别地深，即妈妈的命名日圣-路易节那一天。天刚破晓，一名加尔默罗会修士来到我们住处附近的一个小教堂主持弥撒。我俩做完弥撒之后，早早地便一块儿外出了。我建议到我们对面的那座山上去，因为我们还从未去过。我们已经让人先把吃食送过去了，因为要玩上一整天。妈妈尽管有点又圆又胖，但走起路来并不困难。我们翻过一道道山冈，穿过一座座树林，有时走在太阳下，而经常是走在浓荫之中，我们走走歇歇，不知不觉地走了有几个小时了。我们聊着我们自己、我俩的结合、我们命运的甜美，并为长此以往而祈祷，但并未遂愿。仿佛一切都在为这一天的幸福效力。刚下过雨，没有一点尘土，溪水潺潺，清风吹拂着枝叶，空气清新，万里无云，天空像我们的心一样宁静。我们在一个农民家里，同他们全家一起吃的午饭，他们衷心地在祝福我们。这些可怜的萨瓦人真是善良极了！午饭后，我们来到一些大树罩起的浓阴下，我在捡拾干枝生火煮咖啡，妈妈则高兴地在荆棘丛中采集草药。她还拿着我在路上为她采集的花束，让我注意它们结构上许多新奇的东西，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这本该使我对植物学产生兴趣的，但时机不巧，我当时正因其他过多的研究而分心。一种使我感触良深的思想转移了我对花草的注意力。我的精神状态、我们那一天所说所做的所有一切、使我印象深刻的所有事物，全都使我回忆起七八年前我清醒时，在阿讷西所做的，而且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的那种梦想。两者何其相似，每每忆及，我便会激动得流泪。我在动情时，拥抱了这位亲爱的女友，激情满怀地对她说：“妈妈，妈妈，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除此而外，我别无他求。多亏了您，我才幸福无比。但愿能永远如此幸福！但愿能长此以往，永葆此情！只有到死幸福才会终止。”
我的幸福时光就这样流淌着，而尤其令人幸福的是我看不到任何东西会干扰它，我确确实实认为它将只会同我的生命同时结束。这并不是因为我忧虑的源泉已完全干涸了，而是我看见它在改道，我在尽力地把它引向有益的事物上，从而使我得到它的治疗。妈妈当然喜欢乡下，她的这种喜好没有因为同我在一起而有所减退。她渐渐地对田间劳作有了兴趣，喜欢利用土地增值，而且，她在这一方面是懂行的，也乐意加以利用。她不满足于那点宅旁地，不是租块田，就是租片草地。总之，她把心思放在了农事上，没有在家赋闲，而是在大干一场，很快就要成为大农庄主了。我不太喜欢看她这么扩展，尽可能地提出反对意见，因为我深信她又会上当的，而且，她那豪爽、慷慨的秉性总是使她支出大于收益。然而，想到这种收益起码不无小补，我也就聊以自慰了。在她所能干的种种事情中，我觉得这件事是风险最小的，我并没像她那样以为这会有多大收益，而是把这看成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可使她摆脱糟糕的事情和骗子。这么一想，我便急切地想着恢复足够的体力和健康，以照管她的事业，做她的监工或管家，而且，我因此要跑前跑后，当然就常常丢下书本，也不去想自己的病体，身体反而变好了。
这年冬天，巴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我带了几本书，其中有邦唐比的《音乐史》和邦齐里神甫的《音乐论文集》，使我对音乐史以及音乐理论研究产生了兴趣。巴里约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已成年好几个月了，我决定翌年去日内瓦要回我母亲的遗产，或者在得知我哥哥的下落之前，至少先领回归我的那一份。事情就像决定的那么办了。我去了日内瓦，我父亲也去了。他早就去过，没人找他的麻烦，尽管对他的判决并未撤销。但是，由于人们对他的勇敢挺钦佩，对他的正直很尊敬，所以就假装忘了他的那件案子，而且，政府官员们正忙于不久即要实施的重大计划，也不愿让市民因回忆起往日的不公正，而过早地激怒他们。
我担心有人因我改教而刁难我，但什么事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日内瓦的法律没有伯尔尼的严厉。依照伯尔尼的法律，凡是改教的，不仅丧失其身份，而且连财产也保不住。我继承的财产并未引起争议，但不知道怎么搞的，变成很少的一点了。尽管人们几乎肯定我哥哥已不在人世，但没有丝毫的法律证据。我缺乏足够的资格来领取他那一份，因此毫不遗憾地把它留给了父亲，以补贴他的生活，父亲一直享用到去世。一办完法律手续，拿到我那一份，我便花了一些钱买书，然后带着余下的钱飞快地回到妈妈身边。一路上，我的心愉快地跳动着，当我把这笔钱交到她手中时，我觉得比拿到这钱时还要快活千百倍。她无所谓地接过钱去，就像所有灵魂高尚的人那样，他们对这类事司空见惯，并不觉得激动不已。这笔钱几乎全用在我身上了，用的时候仍旧是那样的无所谓。如果这钱是打别处来的，她也会这么使用的。
然而，我的健康丝毫未见恢复，相反，却明显地坏下去。我面如死灰，骨瘦如柴，脉搏跳得可怕，心跳加速，常常感到胸闷，到后来，虚弱得几乎不能动弹，稍走快点便喘不上气来，一弯腰就头晕，手无缚鸡之力。像我这么好动的人，什么也干不了，真是遭大罪了。肯定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神经过敏，这是幸福的人的毛病，也正是我的病。我常常无缘无故地落泪，树叶和鸟的声响也能吓我一跳，生活宁静安适，情绪却不稳定，这一切都表明我对可以说是让我多愁善感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那种舒适的厌倦。我们很少是生来就为在世间享福的，所以当心灵或肉体不同时受折磨时，就必须让其中的一个受折磨，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几乎总要有损于另一个。当我可能美美地享受生活时，我那糟糕的机体便阻止我去享受，而且你也说不出你到底哪儿有毛病。后来，尽管我已垂垂老矣，真的患了一些严重疾病，可我的身体反而恢复了活力，以便更好地感受自己的不幸，而且，我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届六十，垂暮之人，各种疾患缠身，但我觉得，这受苦的晚年，体力和精神比青春年少、享受真正幸福时更加充沛。
后来，在顺便读了点生理学之后，我开始研究起解剖学来，并反复琢磨构成我机体的多种零件及其运动，准备着每天都能从身上找出许多毛病来。我远没有对我的半死不活感到惊奇，而是对我还能活着觉得诧异，而且我每看到对一种疾病的描述时，便认为说的就是我。我敢肯定，即使没有病，研究了这该死的学问之后，也非病不可。由于我在每种疾病中都发现我的病症，所以我以为自己什么病都有，而且还染上了一种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的更加严重的疾病：治病癖。凡是读医书的人，都难免要患此症。我由于反复研究、思考、比较，便想象我的病根是心脏上长了息肉，而且萨洛蒙似乎对这一想法也挺震惊。按理说，我应该根据这一判断坚持我先前的决心。我没这么做。我绞尽脑汁去想怎样才能治好心上的息肉，决心进行这种不可思议的治疗。在阿内去蒙彼利埃参观植物园并看望其技师索瓦热时，有人告诉他菲兹先生曾治好过这样一个息肉。妈妈想起了此事，并告诉了我。我闻听，立刻想去找菲兹先生看病。治好病的希望使我重新鼓起了勇气和力量跑这一趟。日内瓦带回的钱正好可以当盘缠。妈妈非但没劝阻我，反而敦促我去，因此我便前往蒙彼利埃了。
我用不着跑那么远去找我所需要的医生。因为骑马挺累人，我在格勒诺布尔换乘了一辆马车。到了莫朗，有五六辆马车随后接踵而至。这一来，倒真的像马车队那喜剧故事了。这些马车大部分是伴送一位名叫科隆比埃夫人的新嫁娘的。同她在一起的是另一位女子，名叫拉尔纳热夫人，没有科隆比埃夫人年轻美貌，但与她同样可爱。科隆比埃夫人到罗芒就要停下来，而拉尔纳热夫人则须继续赶路，直到圣灵桥附近的圣-昂代奥勒镇。大家知道我很腼腆，想象得出我是不会很快就同有身份的女人及其周围的人熟识起来的，但是，最后，由于同路，住的又是同一家客栈，又不得不同桌用餐，所以必须与之结识，否则就会被人看成是性情孤僻乖戾的人。因此，我们就认识了，甚至比我所想的要早认识，因为周围的吵嚷对一个病人，尤其是像我这种性格的病人不怎么合适。但是，好奇心使那些妩媚的女人变得极其狡猾，为了能认识一个男人，她们先开始把他搞得晕头转向。我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科隆比埃夫人被她的那些美少年缠得分不开身，没工夫来挑逗我，而且也没这个必要，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但拉尔纳热夫人则没多少人纠缠，需要找点人在路上为她解闷。因此，她便笼络起我来了。再见了，可怜的让-雅克，或者不如说，再见了，寒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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